高校教师考博士，近年来俨然成为一种热潮，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据报道，苏州大学200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中，一千多人争夺300个名额，而报考者中高校教师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上海某著名高校一文科学院的副院长告诉记者，在今年报考该学院博士研究生的考生中，三分之二以上是高校教师，其中尤以青年教师为众。
大学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为提升自身素质和学位，报考博士是很自然的事，本不该惹得社会议论纷纷。但，如果这种个体行为演化成一种群体行为，浩浩荡荡争戴博士帽，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这种现象还真值得有识之士品评一番。
考博士，诉说大学青年教师的无奈 记得已故著名科学家王选曾经感叹：年轻时什么都想要，可什么都没有;老了什么都不想要了，可偏偏什么都给你。的确，以老生常谈而论，万事开头难，青年人涉世不深，立足未稳，对社会的贡献还不太大的时候，社会地位、物质条件、社会资源等各方面大都还不到位，学业、事业、工作、生活等亟待改善和提升，正处在所谓的“爬坡”阶段，吃点苦，受点累，遭受点磨难，承受点挫折，都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这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公式，并不能说是社会的怪圈。
大学青年教师也不例外，大多在这样的规律和公式中生存和成长。 但大学青年教师也有其特殊的一面。作为“知识密集型”的社会群体，他们不仅是“天之骄子”出身，而且肩负着培养和教育“天之骄子”的使命，承担着为“天之骄子”“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因而吸引着社会的更多目光、更多关注。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他们都不是弱势群体，可是，在大学校园里，他们分明感到自己的弱势。比起身边的院士、 博导 、教授等“精英阶层”，他们感觉自己就像吃苦受气的“丫头”，总是处在大学的边缘。
要改变这种际遇和境况，途径不少，但最直接的“终南捷径”就有一条：考博士。
教育界有识之士认为，目前高校教师攻读博士学位之所以能形成热潮，原因有二：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越来越重视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早在1999年，教育部就颁布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到2005年，教学科研型高校具有博土学位教师的比例要达到30%以上;另一方面，目前高校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各高校都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很多高校在招聘教师时提高门槛，非博士不要，有博士学位的高校教师，在争取教学科研项目、审请经费、评定职称、出国进修、解决住房、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方面都有明显优势。
博士的光环本来就让莘莘学子心驰神往，政策的驱动更让青年教师对博士帽趋之若鹜，对走“终南捷径”坚定不移。
行为的坚决，并不能掩盖心理上的无奈。如果不是因为现实的无形压力，不是因为政策的硬性规定，许多大学青年教师即使对博士帽崇敬有加、心向往之，可能也不会毅然投身考博大军，再次为挤独木桥而奋勇打拼。这一点，从许多大学青年教师的感叹中可得到证实。许多大学青年教师面对媒体现身说法，表达的正是心中的无奈。
这是值得理解的无奈，值得宽容的无奈，值得深思的无奈。
“一刀切”，凸显大学管理与考核的僵化 一项统计数据表明，在我国现有2000多所高校的94万名专任教师中，尚未获得研究生学历的超过三分之二，仅有不到8%的人拥有博士学位，即全国高校只有7万多名教师拥有博士学位，而在全部专任教师中，4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了近80%。假如未来一个时期我国高校每年毕业博士生5万人以上，即使全部留校任教，也需要15年以上的时间才可能使高校教师学历达到博士化。
乍看起来，我国高校教师的学历和学位现状并不乐观，提升大学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学历和学位显得很有必要。大学青年教师考博士也应该积极鼓励，大力提倡，最好是人人都戴博士帽，一个都不能少。
但是，问题在于，教师的素质是否与学历、学位完全成正比?提升教师素质和水平是否一定要和提升学历、学位划等号?加强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是否意味着教师“博士化”呢? 如果哪位大学的管理者对这三个问题敢于用“是”来回答，人们真的佩服他的胆量和勇气，也真的怀疑他的管理水平和能力。
在目前大学的管理和评价机制中，有不少“一刀切”的“杠杠”、“条条”和“框框”。一些大学热衷于单一的量化管理，对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的绩效习惯定量考核，不重视对教师综合素质的定性分析;一些大学在进行各种学术评价时，不分学科类别与学科层次，对发表文章刊物的级别、论文的数量、项目的大小、获奖的等级等，作出明确要求、统一规定，而教师的教学效果、科研课题的难度、学生的创造能力等难以量化的东西却受到冷落。
研究生学位必须与发表论文挂钩;学术论文必须刊在核心期刊正常卷期上———上海大学前不久出台的这一规定就曾引发一场争论。且不说这样的规定能否达到提高学生科研能力的目的，仅仅是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就值得商榷和反思。
钟南山院士曾说：一些大学和学院规定，某些学科的学生要获得博士学位，就必须在读博士的3年时间里，在国际科学权威杂志上发表文章。这意味着，第一年就要有成果，第二年投稿，第三年发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博士第一年主要是打基础。一些实验室也逼着科研人员出文章。逼急了，做不到，就容易造假。
其实，不论是大学管理还是学术评价，有许多东西是难以用“一刀切”的办法来考核的。学风被认为是大学的立校之本、无形资产。竺可桢就任浙江大学校长时曾说，“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科学家吴健雄也曾说：“周六晚上，看看一所大学的实验室是否灯火辉煌，就知道它是不是一流大学。”对于学风、教风、师德和校风的评价，用量化的办法“一刀切”岂不荒唐?
“一刀切”的学术评价机制因违背科学规律，很容易导致学术浮躁。不少教师和研究生急功近利，不愿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做学问。有的在评审、评估中“跑部钱进”，以不正当手段影响评审结果;有的粗制滥造，片面追求论文数量;有的甚至违背学术道德，伪造数据，抄袭剽窃。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当然，也有不少青年教师为了适应这种评价和考核机制，只好无奈地考博士，于是汇成了浩浩荡荡的考博大军。
学位崇拜，折射人才观的迷失 中国大学管理和考核标准的僵化，其实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简言之是固有的学位崇拜的社会心理在作怪;说远点，是中国传统人才观至今仍深深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
比如说，科举考试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起到选拔人才、笼络人才的作用，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也深深影响和钳制了社会的人才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能说不是科举造成的;范进等读书人因为中举而神魂颠倒，更是这种人才观影响下发生的悲剧。
毋庸讳言，从当今社会的学历和学位崇拜，仍能清晰看到传统人才观的影子。
学历和学位对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和意义不可否认，大学青年教师追求高学历和学位也值得提倡和鼓励。但是，如果把学历和学位作为衡量和评价人才的唯一标准，使社会心理形成对学历和学位的崇拜，则是人才观的迷失和误区。
二十一世纪，人类在传承和创新文明的进程中，提倡的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但这决不意味着只是追求高学历，更不是学位崇拜。
大学被誉为“人类文明之光”，应当是先进文化的倡导者和创造者，对人才的培养、选拔、考核和使用，应当有先进的、多元的标准;既要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又要充分体现人文关怀;既要考核创新素质，又要考核师德学风;搭建的应当是人才的立交桥，而决不能再是独木桥。
大学可以少发表一些学术论文，但要多出一些创新成果;可以少得一批奖项，但要多培养创新人才;可以少招聘和培养一批博士，但要让更多的优秀教师迅速成长、脱颖而出。
否则，中国的大学、中国的高等教育会被人家甩得越来越远。
这，并非危言耸听，并非杞人忧天。
没有博士学位咋过大学青年教师奔在考博路上
日历翻到10月，眼看博士生招考报名的时间就要到了，可上海某高校的年轻教师王慧(化名)还在为今年要不要报名考博而烦恼：“我已经28岁了，正打算要孩子，如果考博，就要推迟生育计划，我不想当高龄产妇;可如果现在不考，将来再考更难。”
让王慧犹豫不决的只是考博的时机问题，至于考博、读博，那是确定无疑的了。“现在在大学里，没有博士学位还怎么混啊?”王慧至今还后悔当初硕士毕业时没有直接考博士。
王慧3年前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就到了现在所在的高校任教，这3年里，王慧深深体会到了没有戴上博士帽的痛苦。
当初，由于学校规定除了个别专业外，只有博士生才有资格应聘教师，所以王慧先以行政人员的资格进入了这所高校，在办公室“坐”了一年之后才转为教师身份。
由于王慧只有硕士学位，所以要评上“讲师”这个高校里仅比助教高一级的职称也并不轻松：要通过学校组织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除此之外，她还必须拿到 教师资格证书 ，这个证书就得通过三门考试和普通话考试，她还要在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至少两篇论文，才有资格参加讲师职称的评定。而在大多数高校，博士一般可以直接评为讲师。
其实，王慧今年年初就已经考了一次博士，报考的就是自己攻读硕士时的大学和导师，虽然总分达线，但因为英语差了几分而名落孙山。
王慧在第一次考博前专门找过导师，本以为这样会“熟门熟路”一点，没想到导师在了解了她的意图之后，就暗示她可以考虑改换门庭，因为想投入自己门下的考生太多了，而且很多是各高校的老师，一些还是院系的领导;另外还有一些是导师前些年带的硕士生，到高校任教后现在也急着拿一个博士学位。“你还年轻，今年考不上，明年还可以再考。”导师这样安慰王慧。
王慧也知道自己确实还算年轻，她在攻读硕士的时候，就碰到自己本科时的老师来考博士，当时那个老师已经30多岁了。
“考博士并不是坏事，我也想多学一点东西，在学术上能有所进步，但问题是，现在博士学位在高校里已经是一件很功利的东西了，有它没它完全是两个样。而对年轻教师来讲，还承受着更多的压力，包括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压力，我们往往疲于奔命。”王慧说。
博士学位就像脚底心的一粒米不拿不舒服，拿了又不能吃
据记者了解，为考博而烦恼的高校青年教师为数不少，博士帽对于这些自称大学“青椒”的年轻教师而言，是不小的压力，甚至有些沉重。
有一位29岁的大学老师在网上发出了题为“舍弃未满一岁的儿子准备考博，太痛苦了”的帖子。这位“青椒”由于“现在高校学历要求越来越高，形势所迫”，所以想趁年轻考博，但由于帮忙带孩子的母亲不习惯自己所在城市的生活，而且想让她安心考博，所以要把孩子带回老家，这位年轻的母亲就经常问自己：“舍弃小儿子考博，值吗?考博，到底为了什么?没有经济的因素，像我这样的女人，就为了一个学位?”论坛上的回帖无数，而一位同为母亲的“青椒”也发出了“我也是这样，已经3年，还要再3年!没办法，形势所迫，还有什么办法呢”的感慨。
上海某高校的李倩(化名)去年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确实费了很大劲儿”，现在每天晚上回到单身宿舍，就开始在台灯下“拼命看书”，为了考博，连电视也不敢买，“怕玩物丧志”。
还不到30岁的李倩现在觉得人生了无生趣，“考博是必然趋势，可名校不容易考，考上了还得操心毕业，毕了业年纪一大把了，婚也没结，孩子也没生，等把这两件事都搞定，估计也得三五年，可是，哪个单位愿意给我三五年的时间完成这人生应当完成的任务?”
上海某重点高校的一位教授说：“现在在高校，没有博士学位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了。但我觉得中国这样的现状逼迫很多人不得不读博士，拿学位，应该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除了提高高校教师的博士率;当然读博多少应该还是能学点东西的。”
另一位高校教授表示，考博是大势所趋，未来的高校是博士的天下，只有“占领这个制高点”，才能掌握人生更大的主动权。
南京某高校研究生院的一位负责人则认为，现在的博士学位对大多数青年教师来说，就好比是脚底心的一粒米，不拿不舒服，拿了又不能吃。人家有了，自己没有总好像缺点什么。但不管怎么说，有总比没有强。
大学青年教师是考博大军中的主力
实际上，近几年高校教师考博热愈演愈烈，据报道，苏州大学200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中，有1010人争夺300个博士名额，而报考者中高校教师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上海某著名高校一文科学院的副院长告诉记者，在今年报考该学院博士的考生中有2/3以上是高校教师。
有教育界人士分析，高校教师攻读博士学位形成热潮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国家越来越重视高校教师队伍的建设，早在1999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就要求到2005年，教学科研型高校具有博土学位教师的比例要达到30%以上。另一方面，目前高校之间的竞争激烈，各高校均重视师资队伍建设，除了自身的培养，很多高校在招聘教师时就“非博士不要”，有博士学位的高校教师在争取教学科研资金、分房子、提工资、评职称上都有一定优势。
不过，根据统计资料显示，每年全国高校补充的新教师都在10万人左右，而2004年，全国毕业的博士生只有2.35万人。
另一项数据表明，在我国现有2000多所高校的94万名专任教师中，尚未获得研究生学历的超过三分之二，仅有不到8%的人拥有博士学位，即全国高校只有7万多名教师拥有博士学位，而在全部专任教师中，4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了近80%。假如未来一个时期我国高校每年毕业博士生5万人以上，即便全部留校任教，也需要15年以上的时间才可能使高校教师学历达到博士化。
同时，由于一些学科近几年发展迅速，各高校纷纷开设相关专业，教师需求大大增加，但 博士点 的建设却远远跟不上专业建设的步伐，僧多粥少，导致这些专业的教师考博更加困难。
“不考博不成活”的生存语境与悖论
大学青年教师成考博主力，博士学位功利性突出。实际上，近几年高校教师考博热愈演愈烈，据报道，苏州大学200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中，有1010人争夺300个博士名额，而报考者中高校教师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上海某著名高校一文科学院的副院长告诉记者，在今年报考该学院博士的考生中有2/3以上是高校教师。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L?C·柏林格说“大学依靠梦想、希望生存下去——这就是大学的历史”，但是很遗憾，当梦想与希望渐次兑现成学历狂热和制度江湖的时候，早已使得高校教学科研中“十年磨一剑”的踏实学风成为一种不识时务的傻子哲学。联想到“阿忆叫苦”事件和“北大教授买房团”事件，我们不难窥见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语境。在“年薪十万聘教授”、“年薪百万聘院长”的新闻花边背后，青年教师的生存状况在制度钳制与机会失衡前诡异而多舛，已然成为新的弱势群体。考博不是坏事，基于生存发展意义上的考博也无可厚非，问题是群体性大规模地“不考博不成活”就值得我们深思——都去考博了，教学呢、科研呢、梦想与希望呢?
当青年教师带着精英梦想投入高校工作时，“体制序列”和“达标长征”无疑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如果把高校教师比作金字塔，那么此塔自上而下分别是院士、博导、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而组成坚实塔基的正是最底层的助教和讲师——从社会学而言，井然有序的阶层流动是社会规律使然，但在功利内趋下的急速奔涌则会带来整个序列构架的失范，在这个“江湖”中，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旨归的大学精神理应优于“考博”动力——事实恰恰相反，在这种严密机械而又逼仄狭隘的序列下又生成了“项目申报、科研经费、职称评定”等等的制度群，这使得青年教师的生存与发展都得经历一堆堆数字考验。不少热血青春就虚耗在无穷无尽的“达标长征”里——“不考博不成活”只是冰山一角而已，论说到底：这些在资质门槛上挣扎的“学历丫鬟”，表面昭示着青年教师的生存语境、制度困境，但背后的最深处，谁说不正是寓言着高校行政色彩极浓的现有管理模式、以及高校教师身份和学术尊严在大学成长中的时代性错位呢?
制度动力是重要的，但制度设计不能为了“动力机制”而走上“超速”道路——“不考博不成活”无异于涸泽而渔焚林而猎，它在调动高校青年教师积极进取的同时，也走上了“学历主义”的歧路。“不考博不成活”后悖论让人警醒——优秀青年教师的高校资源配置中要抵达评价机制中的公正平衡难道只能找到“学历出口”?这种导向本身显然悖逆了人的差异性，就如同所有的学校不可能都定位为研究型国际型一样，“博士”不可能是所有高校教师的唯一生路吧。当年在燕圆在延安讲学的那些鸿儒，有多少披着博士服、带着博士帽呢?
综观时下高校的浮躁与舆论的诟病，学术或科研的“感冒”往往伴随着考核评价体制的量化之风、滞后之势，而“不考博不成活”背后高校青年教师生存语境与悖论则让我们再次缅怀与反思走失很久的“大学精神”和真正意义上的“师道尊严”。
注意：本文归作者所有，未经作者允许，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