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博动态]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模式探索_考博_旭晨教育

法学博士生创新能力、素质与品格的形成与提升，既离不开宽广的学术视野与独特的研究进路，更需要某种创新型的培养模式的内在支撑。我国法学博士生培养的现实问题包括：创新传统薄弱、创新意识匮乏、创新思维模糊、创新能力欠缺、创新评价紊乱、创新转化脱轨、创新环境难得等。基于经验与问题的双重关照，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模式改革包括：创新型多元培养方式、创新型科学培养流程、创新型博士论文培育、创新型导师制度改革、创新型课程体系重构、创新型学术环境优化等。

《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08年)》指出,“经过近30年的恢复、重建、改革和发展,一个以法学学士、硕士、博士教育为主体,法学专业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法学教育体系已经形成。”[1]从目前我国法学教育外观上看一片繁荣景象, 法学教育的层次、形式和机构繁多，入学标准、学制、学历和学位的“多元化”，以及招生人数的庞大，但其整体人才培养状况并不理想,面临着质量、信誉和生存的现实危机。值得关注的是高等教育金字塔的顶点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它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如果博士研究生培养不能保证质量,那么整个高等教育的质量就无法保证。因为，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传授知识、技艺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塑造，即“人们在学习和继承前人知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概念、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新设计,提出独特的见解和完成创造发明的能力。”[2]随着我国社会法治的发展进步，对法学博士生的培养要求越来越高，希望他们成为“治国理政和从事法律职业的杰出人才;改善对正义的管理,营造社会的价值观;创新法学理论和思想,以指引法治实践;补漏社会付阙和改革完善制度,为国家、社会和公民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营造和弘扬法治文化,推动社会成员把法治作为稳定的生活方式、如何使精英成长为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领袖。”[3]从目前法学博士生的培养现状来看，我们的培养方式、培养流程、制度设计等是值得反思的。

自古罗马起，“法学博士”便是法律学问与社会正义的双重代表，在公众心中享有崇高威望。世界上第一所大学波伦亚大学首开高等法学教育之先河，被誉为“法学百合的四博士”功不可没。近代以来，“法学博士”在西方有“法袍贵族”的美誉，随着法学教育及学位制度的不断发展，法学博士的培养开始日益程式化、理性化、多样化，形成了不同时代背景、历史传统与教育体制下的诸种模式。当下中国正值法治建设事业的关键时期，社会对高级法律人才需求旺盛，如何探索一条既符合国际标准又体现中国特色的法学博士生培养机制，成为众多有识之士关心的话题。如何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与创新型治国理政的人才培养紧密结合，是塑造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内在要求与核心精义。

一、创新本位：法学博士生培养的历史经验

(一)法学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必须建立在扎实的人文基础与专业训练之上。Doctor(博士)一词源自拉丁语，词头“doc-”是“教导、教学”之意，词尾“-tor”是表示人之身份的词根。作为一种学位，“博士”肇端于13世纪上半叶的巴黎大学，而该校即是当时仿照手工业行会组织成立的一个教师行会，所以，最早的博士生教育实质上是指向 教师资格 的行业内培训，当时对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要求是先在文学(又称“艺术”)院修习4-6年，合格者方可进入医学、神学或法学院，分别再修习5-6年、8-14年和10-13年，期间须参加一系列的口试、演讲和辩论，最后由相关评议会或本学科全体教师的同意，方可获得博士学位。[4] 可见，最早的法学博士生培养，与法学教师的资格认证紧密关联，这充分说明没有扎实的人文知识素养及严格的学科专业训练，便不会有合格的法学博士与教授，也不可能企望由此推促法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教学型博士培养模式为后来的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继承，其基本特征是：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人文学科的基础知识，并要精通拉丁文;刻板的阅读要求与大量的辩论、演讲训练;获得学士后若干年的教学实践;与导师之间严格的师徒式关系;隆重而神圣的学位授予仪式等。 [5] 对于法学博士的培养，英国传统的律师公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古典的“牛津——剑桥”模式同样居功甚伟，在一定程度上，二者是互相配合、彼此补充的：律师公会作为法律职业的行会组织需要大量的高素质法律人才，古典大学作为学术职业的领导机构自然不会漠视此等需要，所以，在培养方式上非常接近，共同遵循着历史传续下来的培养经验。这对我们当下法学博士生培养具有重要的启示，如何将法学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准确定位?最佳答案既不是纯粹职业主义的，也不是纯粹学术主义的，而应是二者共循的基本底线要求，即宽广的知识背景、严格的专业训练、互补的理论与实践经历以及尊隆的地位与权威保障。这些都是高级创新型法律人才脱颖而出并生生不息的前提要求，应当从理念上予以重视。

(二)法学博士生创新素质的提升，集中体现在研究能力与应用能力的并重培养上。1809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创立标志着现代意义上大学的诞生。现代大学的博士生培养与传统(中世纪)大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更加侧重对研究能力的强调。我们知道，“知识的传授”是传统大学的主要学术职能，而“知识的发现”则是现代大学新的理念要求。就法学博士生教育而言，现代大学体制将其纳入“哲学博士”(Ph.D)的范畴。这种改变不是取消了法学博士，而是对法学博士生的研究能力作了新的定位和规划，因为，与传统的博士培养模式不同，哲学博士的培养是以“科学接班人” 为其目标，创新性科研成果的取得和完成创新性的学位论文是最终获得博士学位的基本前提。在德国的影响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法诸国先后引入研究型博士培养模式。英国将“科学博士”废除，代之以“哲学博士”学位。美国耶鲁大学在1860年即率先设立哲学博士学位。法国1896年还专门颁布新的《高等教育法》，要求大学开展科学研究，改变以往只在大学以外的机构进行科学研究的传统，并在医学、法学、理学、文学等方面的博士生培养中增加科研内容与学位论文的规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德国模式的基础上，专门设立世界上最早的研究生院(而非研究所制)，采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培养模式，将知识的发现、传播与应用有机结合，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采取了独具特色的“美国模式”：在同一个学科，既培养哲学博士，也培养专业法律博士，形成了研究型与专家型博士培养的新模式。这赋予法学博士创新素质新的时代要求，即研究能力的全面拓展，研究与应用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