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很容易被自己的偏见所控制，将一孔之见当成普遍的真理。比如，经过过去若干年取消干部终身制的宣传熏陶，人们形成了一种“常识”：任何人到了一定年龄都必须退休。有网友根据这一常识发表议论说，在中国，人人都要退休，到了一定年龄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要退休，退休既是公民的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中国科学院、工程院的院士们为什么要做终生不退休的特殊公民?时评家也一哄而上，对这种终身制大加挞伐。
这当然只是在舆论浮躁时代的一场闹剧而已。社会生活中，大多数职位都可以是终身制。比如，私人企业的老板、经理当然可以终身任职一直干到去世为止;法治比较健全的国家的总统、总理、议员也没有年龄的限制。至于法官，在绝大多数国家可以终身任职。美国有的大法官干到八九十岁，年龄越大，反而越受人尊敬。这样不限制任职年龄、或者实行岗位终身制，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经验、知识的社会价值。老人孜孜不倦地干活，其实是社会有活力的象征。
当然，这样的终身制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才有其利而免其弊的。这一制度环境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其位者的权力受到有效约束。比如，法官受到法律共同体的监督，任期再长也不可能积累什么谋取私利的关系网络。任期时间长，只会有益于法律的公正和理性，而不会损害公共利益。
在中国，这样的权力约束机制始终都不健全，因此，呆在岗位上，就等于享有一份特权。在这种情况下，强制官员到一定年龄退休，似乎就成了唯一的选择，一来限制在位者继续积累可谋取私利的关系网络，二来也为后来者腾出特权性位置。所谓“人走茶凉”的感慨，就从反面说明了权位的含金量。没有哪个官员愿意退休，于是，要维持整套机构正常运转，就只能强制实行退休制度。
现在有人之所以发出废除院士终身制的呼吁，其实也与院士头衔带有特权性质有关。很多国家都有院士制度，但人家的院士制度基本上只是一种荣衔而已。当然很荣耀，但并不能带来特权。所以，终身制并无坏处倒可能有好处。比如，国外大学的教授职位就是终身的，而这被公认为学术自由、学术独立的一项基本制度保障，如同法官职位终身制被公认为司法独立的根本保障一样。
在中国，院士虽然也是荣衔，却具有很高含金量。只是这不能怪院士们，问题出在科研资源的分配体制上。这套体制的基本特征是行政化。中国的科研投入，政府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又是由各个行政部门直接进行分配。行政官员置身科研活动之外，无法掌握无数科研人员的能力和道德素养。在分配资源的时候，只能依赖某些貌似客观的指标。再也没有比中国的科研界更重视头衔、学衔的了，原因就在于此。因为，这是最省事的识别科研人员能力的办法。同样的道理，政府很难准确地了解国有企业潜在经营者的企业家潜质，就只能特别重视学历，结果企业家们纷纷去考博士了。
在这样的科研资源分配机制下，院士当然能占很大便宜。在行政官员眼里，院士自然代表最高水平，把资源分配给他是最保险的。即使负责资源分配的行政官员们个个十分廉洁奉公，院士也依然会成为享有特权者。正是行政化的科研资源分配体制，人为地将科技共同体科层化，按照行政的导向划分为三六九等。本来还算纯净的学术头衔，自然会变成分配特权的行政头衔。院士也就成为科研共同体内的众矢之的：年轻人一方面需要攀附他们，回过头又咒骂他们，因为他们挡住了自己获得特权的路。
面对这样的困境，废除院士终身制无济于事，这就好像废除干部终身制效果并不明显一样，因为，代替退休者上来的人，依然会享有甚至滥用特权。症结本来就不在终身制还是任期制、退休制，而是一个职位应有的权利和正当的权力会不会蜕化成一种特权。只要权利具有蜕化成特权的趋势，则具体个人在位时间之长短，其实是无关痛痒的事情。
因此，终身制没有错，就院士荣衔来说，本来就应当是终身的——社会中的很多职位都应当改为终身制。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科研资源自上而下由行政分配的制度。至于官员也不一定到某个年龄就必须退休，关键是约束他手中的权力。假如官员手中的权力受到限制，你管他多大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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