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桂： 博士点 是户口中转站、职业介绍所
2014年5月9日上午，“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2014年会在广州中山大学南校区怀士堂拉开帷幕。本届论坛设定“中国文化-中国教育-中国人”之主题，在中国文化生成与中国教育互动下考察中国人的文化特性及发展问题，从人的现代化高度上探求教育变革与文化创新，重铸时代新教育，使之成为成就大国之重器。
以下为中山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山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宗桂的发言实录：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中国文化重构事业中的“中国人”教育》。20年前我写了一本书，《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原来叫《近现代文化文化的价值批判与文化反思》，后来出书的时候，出版方把题目改了一下，《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所以文化重构问题我也关注过。今天大家所做的工作也是文化重构的工作，所以我报了这样一个题目。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文化重构。
近几年大量人用“文化重构”这样一个词，可是实际运用和理解中很不一样。在我看来，所谓文化文化的重构，这个重构就是重新构建，重新建造，它的不是原来没有，不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性的创造，进行体制性的、系统性的构建。
前些年我们讨论中国人文谨慎的重建，有人反对，他说什么重建，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他说中国文化从来没有人文精神，本来没有，你怎么重建。我们讲的重构，不是原来没有，只是在新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进行体制性、系统性的构建。重构不是回归往古，不是崇洋媚外，不是以外否中，重构不是历史传统到历史虚无主义，重构它不是否定外国，搞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我们看来，所谓文化重构，就是站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基础之上，正视全球化时代世界文明的潮流，有原则地、创造性地继承、转化、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提取文化精神，为我们今天所用，赋予时代精神，拥抱世界文明，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为追求，以现代新兴文化价值体系的创建为目标，以全民族的文化认同、价值认同为最大公约数，创建一个能够使国家长治久安、人们安身立命的文化价值体系，我绝对这一点是我们的文化重构。文化重构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目标。
第二，什么是中国人，何为中国人。 我们讲中国文化、中国教育、中国人，什么是中国人?我认为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到当代的中国文化的熏陶，具有浓厚的中国价值观，有清醒的化自觉的意识，有中华文化自信的底气，为人做事都有浓厚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格调的人，这种才是中国人。从观念来说，比如说能够接受这样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家国意识，民族情怀，仁爱精神，大同理想，天人合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现当代，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公平正义，民族法治，诚信友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等等，能够认同并且践行这些观念的人，那就是中国人。
第三，开创中国人教育的未来。 教育与中国未来，我觉得这个很好，不是中国与教育未来。我想我们今天要开创中国人教育的未来，乃至中国的未来，所面临的困局需要探讨。我们这一轮讨论的主题是“文化救赎与教育重塑”，首先要考虑第一个问题，培养什么人。我们的高等教育要培养什么人?我个人觉得不是很清楚的，过去好象很清楚，无产阶级接班人、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但是现在高等教育沦为一种非常工具化的东西，我们博士绝大多数是为了找户口、换地方。当然我们并不排斥这种动机。我曾经开玩笑说，《辞海》没有博士点、硕士点这两个词条，以后我会自荐写这两个词条，叫做户口中转站、职业介绍所，很强的工具性，使得我们的教育非常票面化、浅薄化。当然学生们是无辜的，跟我们社会机制有关系。
我们培养什么人?我想我们把调子放低一点，身段放低一点，应该培养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能够恰当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身心健康的人，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培养这样的人，这是我们培养人才方面的最大公约数，不必唱很多政策高调。我不反对唱高调，不管唱多高我都乐观其成。比如今天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这个没有问题，而且我也参加了相关的工作，我也关注这些问题，但是我们觉得我们高校培养人的时候，我要找到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我们培养不要定很高的目标，比如说培养大师，我这个系、我这个学校、我这个985学校是专门培养大师的，我是很反对的，为什么?我们的大师从来不是培养出来的。96年教育部在大连召开高校文科改革座谈会，我参加了，请的都是全国名牌大学的校长、书记出席，集中谈一个问题，如何培养大师。那些大师们提了很多怎么样培养的，南开的校长、北大的校长、清华的校长，谈了很多，最后还找到规律，比如解放前就出国留学等等。我个人认为大师他不是由学校能够培养出来的，我觉得不培养大师。另外我们也不培养大官，大官不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他从大学出来的时候科员都不是。我们要稍微有一点点高等教育的气度，稍微优雅一点，不要把这个当做一个噱头去“骗”社会上各种高校学科分类的家长和学生。另外我们高校也不培养富商。
我们如何来培养人，我想到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叫做改革高校体制。我用了“改革”，没有用“革命”，今天我们讲的改革高效体制，是要从根本上动大手术，几乎是革命，壮士断臂。高校体制、高等学校是我们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堡垒，现在还没有彻底冲破，在一定意义上给我们社会治理、管理国家、现代化体系中最顽固、最难弄的一块领域。可以这样说，从社会管理、国家治理层面来看，最无法无天，最能够为所欲为的就是高校。一个市的市长要给谁当副市长、要给谁当局长、部长，组织部说没有指数，那就只好等了。大学不是的，没有吗?再成立一个学院，学院没有，那就再成立一个组织吧。一个市的市长说要给一个人很多钱，要经过很多手续，很难，但是大学现在可以用很多名堂，给某一个人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所以我觉得规范性需要解决。
其次要大幅提高高校教师的素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今天的高校大学教授，我1985年在中山大学工作，我觉得这对于我们体制者是不堪重任的，昧俗昧商昧权昧钱，人身依附非常严重，还有的学校四五十个教授争一个处长，这是发生在我们广东的事情，所谓独立之精神丧失殆尽，跟我们所倡导的那些东西是背道而驰的。
第三要大力加强对学生的素质教育。理想情操的教育应该大力加强。现在大学校园功利主义、现实主义盛行。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有的学校成立一个系的研究生商会换届，当选者自己发海报，热烈庆祝某某系研究商会成立，下面内阁名单某某某等等，这是天大的笑话。这个研究生院院长跟我说，他还想当国务院院长呢。还有现在的大学生自杀、他杀现象非常多，林森浩这个事件居然还有人联名要求他免死。由于林森浩这件事的出现，流行起了一句话，叫做“感谢室友不杀之恩啊”。广州一些重点学校学生不愿意住校，就是怕有一天室友把自己杀了，宁愿天天往返于家里与学校之间。
要构建大学和社会良性联通的人才培养机制。今天大学的发展面临着很多困难，第一个是既要坚持人文理想，弘扬大学精神，又要面对实际经济，面对日益恶化的人文社会环境。课堂10年功，步入社会5分钟，在大学照样存在。第二我们如何建立新的高校新生选拔机制，建立以后如何避免在短期内难以遏制的各种不正之风对高校招生的干扰。坦白来说目前的形势下我是赞成高考的，因为相对公正，如果废除高考，就会造成天下大乱，中山大学就办不下去了。广东供电局打一个电话来，我的女儿在班上排倒数几民，你们也收了吧，那说不行，你关照一下嘛，不关照的话明天上午停电。诸如此类，可以举出很多。我们上一任党委书记亲口跟我说过，如果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废除高考，那我们校长出去只有辞职，就现在都顶不住。
高校人才培养机制如何摆脱整个社会上缺乏文化自信、民族自信的恶劣影响。高校培养大量的人才，我们教师也是被培养出来的，但是现在的评价机制我觉得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跟社会风气有关系。比如说很多学校现在有这个情况，评副教授必须出国半年，评教授必须出国一年。我就问他们，分学科吗?不分，统统都要出去，研究甲骨文的也必须出去。我说一定要出国吗，他们说是，我说越南、尼泊尔可不可以?他们说可以，只要是外国，是典型的自我作茧，不作茧就不会死，结果教授们个个都不想上课、不想搞研究了，都想出去以满足条件，我们是自我犯贱。
弘扬传统文化和宏观社会主义价值观并不矛盾，我们今天培养人才，也要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坚持公平、正义、诚信、友善等等，也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包括借鉴外国先进文化。
第四中国人教育的价值取向和现实目标。我认为中国人的教育，我们怎么样培养中国人，教育的价值指向应该是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够恰当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我价值、身心健康的人。简单来说，我经常教育学生上大课，我们的大学生毕业的时候应该“三健两心三放，“三健”是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理、强健的体魄，对社会、对人生、对国家、对民族有感恩之心，不要成天觉得普天之下都对不起你，对事业有敬畏之心、感恩之心。“三放”就是放松情绪、放下包袱、放开眼界，不要那么多牢骚，不要那么多思想包袱，这样我们就会轻松很多。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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